学生

崇文区广渠门中学今年9月招收了一个“宏志班”。宏志班54个学生，家庭人均月收入均在200元以下。家长多为下岗职工、近期返城知青、残疾人，他们中14人失去了父母或父母不在身边，被寄养在亲戚家中。

王萍在开学第二天这样自我介绍：父亲是返城知青，现在是环卫工人，我家就住在垃圾楼上，我的衣服有的就是爸爸从垃圾堆里捡来煮干净的。

田伟：父母婚变，母亲精神失常，他和妹妹的生活全靠70多岁的姥姥做清洁工来维持。半年前，田伟的妈妈突然走失，迄今不见踪影。

何威：在进宏志班前，他从未穿过新衣，母亲没有固定工作，父亲残疾，是街道厂的退养工人，每月只有178元退养金，现在在小区里收废品。

景小芳：在不少同龄人穿新衣，开Party庆祝自己生日的时候，她的全部生日礼物就是爸爸亲手做的一碗炸酱面。

班主任老师曾随机抽测过孩子们的零花钱，问了5个同学，3个同学身上一分没有，一个同学只有一毛钱，还有一个同学的铅笔盒里躺着两块钱，那是开学时母亲给他的，以防自行车半路坏了修车用。

宏志——立宏大志向。

54个孩子走进宏志班不仅仅因为贫穷，还因为他们的优秀与出色。他们来自崇文、海淀、西城、东城、怀柔等10个区县的40所中学，他们中有“十佳”中学生1人，市级三好生14人，共青团员52人。

任课老师们都反映，宏志班的学生学习不用督促，而且还特别爱提问题，有股子钻劲和韧劲儿。同学们念书经常到深夜，班主任高老师担心孩子们的身体，最后不得不“命令”他们12点以前必须上床。

蔡京男家住皂君庙，每天上学要倒4次车。为了抓紧时间学习，她每天3点半起床点着蜡烛念外语。近日学校为她解决了住宿，她又在学校夜读。

李楠的母亲不幸因病去世了，为了不耽误学习，她第二天红肿着眼睛又出现在教室里。

家里条件艰苦，不少同学没有自己的房间，甚至连张书桌都没有，他们便就地取材——何威趴在自己的大腿上做作业；李德伟的书桌就是妈妈的缝纫机；两只木箱拼起来既是孔令惠的小床，又是她的写字台；韩骅和哥哥合用一张小书桌，一个做作业，一个先睡觉，常常深夜两三点，小桌上的灯还亮着……

艰苦的环境成了激发这些学生好学上进的动力。入学时，宏志班的成绩在全年级排最后；期中考试结束时，他们的成绩已跃升为年级第二。

孩子们太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了。他们说的最多的话是：能上宏志班太幸运了，学不好对不起那么多好心人，对不起学校，也对不起自己的父母。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有礼貌，特别守纪律，特别有志气，特别有作为。这是宏志班的班训。贫穷，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财富。

开学前，广渠门中学100多名高一新生军训一星期，每天有54个饭盒从不剩饭，有一批学生主动留下打扫饭厅，这是宏志班的学生。

开学不久，高一年级进行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徒步从六里桥走到卢沟桥。中途休息时，别的班的同学掏出父母准备好的饮料、食品，宏志班的学生拿出的都是白开水、咸菜和馒头；回来时，别的班的孩子纷纷打“的”回家，只有宏志班的同学挤上了一辆辆公共汽车。

每逢休息日，何威只要一有空，就和爸爸一起收废品；马琳回家，放下书包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年迈的奶奶干家务；蔡京男家住得远，每天早出晚归都要摸黑走20多分钟的土路，为了能上学，她说她什么都不怕……

或许因为相似的境遇，宏志班是一个非常团结的集体。班里的值日大家抢着做；哪个同学病了，准有人帮他把笔记补上；赶上谁的生日，同学们便送上亲手制作的贺卡；张丽萍的腿摔伤了，同学二话没说，背着她就上医院；李楠的母亲去世了，与她有同样遭遇的王菲写信给她：虽然你的母亲去世了，但你还有宏志班的同学，大家都是你的兄弟姐妹，老师就是我们共同的母亲。

老师

宏志班的学生都是“苦孩子”，孩子们说：“班主任高老师就是我们的妈妈。”班主任高金英老师和多数学生家长一样，也是位吃过苦的“老插”。

高老师今年46岁，是北京第一师范学校68届的“老高一”。她落户河北吴桥，1970年被抽调到公社高中班教外语和数学，进过沧州师范参加培训，1973年又以全县知青考生第一的成绩跨入了河北省师范学院物理系。

1993年，在外地生活了25年的高金英返京教书。她上有80岁的老父亲，下有大儿大女，现在全家4口人仍与老父亲挤在一间房子里。今年担任宏志班的班主任，高老师觉得：我与这个班的学生有缘。

高老师说：这个班的孩子不是英雄好汉，是普通中学里最普通的孩子。如果把他们分散到其它班，就是很普通的学生。这个班的特殊性，就在于把贫困生集中到了一起。社会上对这个班给予了最大的关注，带这个班我觉得压力特别大，但不能推辞，这是接受社会的委派。我只能把这个班带好。这个班的学生感情很脆弱，而且敏感，老师得特别关心，考虑周到，讲究教育方法。

高老师就是这样做的。今年10月1日，宏志班去天安门观看升国旗仪式，9月30日晚10点到学校集合，没有一个学生是家长送来的。夜里不能睡，同学们主动提出为学校大扫除，他们把大厅的玻璃、四层楼的镜框、学生画廊的镜框都擦得干干净净，一直干到后半夜一点钟。早晨3点吃早饭，然后集体步行去天安门。那天早上南池子戒严，只能绕行。跑到广场，同学们的衣服都湿透了。仪式结束后，校旗上不了公共汽车，几个同学又扛着校旗走回学校。自始至终，高老师一直都跟着。她说：作为老师，我想我只能这样做。

高金英老师过去身体很好，可最近鼻出血不止。学生宋然然说，前些天我们的老师老流鼻血，她拿好多卫生纸放在讲台里，一流血就擦，或者堵着鼻孔，坚持给我们上课。

高金英没把自己的病放在心上，业余时间她已经走访了全班90％学生的家庭。那天她带两位记者去田伟家采访，晚上9点多鼻子出血，淌得像细水流似的，田伟赶紧跑出门外截车，然后和妹妹把高老师送到了同仁医院，待高老师的爱人赶来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

家长

宏志班的家长状况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缩影，是京城目前确实存在着的特困人群：无特长的下岗职工、回城晚的老知青、长期病休者或残疾人等。当他们的子女被宏志班接收时，他们心中对社会充满了感激，对子女更加严格要求，成了社会稳定的积极力量。

家长们的共同感受是：

现在宏志班的学生真幸福，这么多人关心这些孩子，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他们应该好好读书，好好成人！

何威的父亲：

何威学习一直不错，如果没有宏志班，我们只能让他上中专，因为中专不交学费。

我经常教育何威，人不能太自私，在家里做事、吃饭，都要想到这个家有3口人，不能只想自己；在外面，你虽然姓何，但你是国家的人。星期天他帮我送废品，也是想让他体会到挣钱不容易。父母为这个家尽了最大努力，你要尽自己的责任。无论在家在外，都应有责任感。我觉得家长应从这条道上培养人。

宋然然的母亲：

我要求女儿比较严，从小让她多受点磨练有好处，人穷要穷得有志气，有钱不等于有一切，穷人家的“富孩子”是成不了才的。宋然然不像有的孩子那么娇气，而且很孝顺。我身体不好，她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先看看我的气色，我不舒服时她给我按摩穴位，倒水、洗衣，能帮的她都要帮一把。有时我给她做个鸡蛋炒西红柿改善伙食，她总是舍不得吃，母女俩个还推来让去。

王萍的父亲：

王萍这孩子挺懂事，15岁正是爱美的年龄，但是她穿着我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衣服、鞋子，从不嫌弃，在同学中也从不隐瞒自己的家境。我常常告诉孩子：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自己努力，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的。这孩子能理解。

社会上关心宏志班和我们的人很多，前不久我母校的老师、中宣部宣教局的局长司锡龄听说我们家比较困难，特地寄来100元钱。我们全家商量后，用这钱为宏志班买了图书。

社会

为生活窘困的优秀学生提供特殊奖学金，办个特殊高中班的创意，曾在本市重点中学校长中产生过，但终因种种原因而仅在“创意”中。市委副书记李志坚听到广渠门中学校长李金海谈起这个设想后，立即予以支持。北京市教育局局长陶春辉拨出专款作为“政府行为”予以支持。社会各界也纷纷解囊，“城市扶贫”悄然而起。

今年初，市委副书记李志坚在一次座谈会上，听到崇文区重点中学广渠门中学校长李金海谈起想办一个“贫民班”，让一些家庭困难的孩子也能上好学校，便立即督促崇文区委和区教育局积极支持广渠门中学试办一个“宏志班”，并与工商联、市教育局、北京电视台等单位联系予以支持。9月1日，宏志班开学了，李志坚参加了开学典礼。

市长李其炎看到有关宏志班的报道后，也来到学校看望，给孩子们特批了冬衣费。现在，暖和的毛衣、整齐的运动服已穿在孩子们身上。

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工商联主席孙孚凌同志日前也来宏志班座谈，决定工商联每年出资4.3万元解决全班的伙食费。

崇文区建筑公司职工为宏志班捐款2万，金伦大厦为该班设特别奖学金。

开学那天，胡宗贵老人冒着雨为宏志班送来500元钱。他每月工资600多元，却说：我生活上没问题，我还有儿女。

北京工业设计研究院结构室的27位科研人员都是大学生，给宏志班捐款5400元，他们在信中说，捐款是为了珍惜知识、珍惜人才。

国家外文局高级记者吴银伯85岁了，老伴留下遗嘱：丧事从俭，省下的钱捐给希望工程。吴老按照老伴的意愿，让女儿吴郁把省下的1200元钱捐给了宏志班。

杨绍贤是位70多岁的老太太，家住邮电大学，给宏志班邮来了360元钱，说一定要给学生们解决困难，哪怕是买张月票，或买点鸡蛋、牛奶……

思路

宏志班成了社会的财富，不仅仅是家长教育子女的范例，更是社会精神文明的体现与追求，也应促进社会建立一些新的规章。

宏志班所接受的帮助主要有两种形式：政府行为和民间赞助。宏志班一花独放有何意义？民间行为能否长久？政府应建立怎样的适应新经济现状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外有没有救助贫困学生的良策、义举、法规？本刊略述一二，并热切征询读者推荐与建议。

宏志班是个创举——社会上这样热烈称赞。教育界人士告之：救助贫困学生，解放以来已形成规则。迄今，市教育局和有关部门每年都拨出相当的款项，为贫困生提供助学金，只是没有集中的贫困生班。

但是，规则当今还须完善，教育界人士继而说。当今出现了新的经济现象：打破了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大锅饭”，市场经济初来之时出现了人群中的贫富分化。而义务教育法规规定每个孩子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应有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来予以保证。

广渠门中学校长李金海说，宏志班一花独放没有多大意义，办这个班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引起社会对贫困生的关心，大家都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有政府行为。现在学校办、群众赞助，都属民间行为，能否长久？政府可否考虑从每年的教育经费中拨出一部分来，一个区办一个宏志班，一个班一年10万元就够了，政府拨款，校长办学心里有底。

另一位为孩子择校交费的家长打来电话：国家对市区重点校的投入已超过一般校，而现在每所市区重点校都有一定数量的交费择校生，能否用这笔费用为贫困生也做点好事？

还有一位大学教授告之：我们四十年代在上海读书时都知道贫寒子弟可考“叔苹奖学金”——爱国工商人士顾乾麟先生所设，每年均有初、高中班，为此抗战时顾先生甚至变卖了夫人首饰。获资助者都品学出众，名单登报，上著名学校。现在，北京等地也新设了这个奖学金，只是以分数为唯一标准，已失去了原有的色彩。

纵观——旧北平曾有平民学校——现在的北京五中即是其中一所。当今科学院院士如张维、汪德昭和音乐大师李德伦等，都在那里义务教过书；横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也有专为外国低收入的移民之子设立的补习学校，促其必须完成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

北京能否尝试多种形式扶助贫困生受良好教育？本刊热切征询读者推荐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