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界丰

今年3月15日，是《北京晩报》创刊65周年的日子。

1980年2月15日，停刊了十几年的《北京晩报》终于复刊了。当时，刚从内蒙古返城的我正在一所小学当老师。那天下班后报纸还没送到，我们几个订阅了《北京晩报》的老师非要等报纸来了才走。大家一起一边焦急地张望着投递员来的方向，一边聊着各自对《北京晚报》的深刻印象，尤其是副刊上的《五色土》《一夕谈》《一分钟小说》《百家言》栏目，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久违了的兴奋，那情景，我记忆犹新。

记忆犹新的还有，1987年4月9日，我的第一篇小稿登上了《北京晚报》二版头条，题目是《你心里话最爱和谁讲》。当时我已是学校的德育主任，根据我们在学生中搞的一次调查，我写成稿子投到了《北京晚报》，没想到真的被采用了。当时我激动得骑上自行车上街一下买了10份报纸分给老师们。后来，我受聘当上了《北京晚报》的通讯员，更是如鱼得水，尤其是我从学校调到教育局后，专门负责对外宣传工作，接触面广了，再加上我在职进修学的是新闻专业，有一定的基础，所以，每天参加各种会议，挖掘新闻线索，写新闻，宣传崇文区教育的成绩，成了我工作中的一部分，一天天东跑西颠的很忙，很充实也很快乐。

《北京晚报》由每天的8个版扩充到16个版时，为了加强对教育科技的宣传，还专门成立了科教部。记者不够用，报社直接与教育局领导协商，请求支援，借调我到报社帮忙，教育局局长怕我有去无回，还特意与报社签订了一个协议，“只借三个月，按时返回”。在报社工作的三个月，着实让我经受了锻炼和考验，视野更宽了，也着实过了一把当记者的瘾。尤其是1994年春节期间，因报社唯一的教育记者王晓阳被派带学生赴东北开展冬令营活动，并且每天都发回活动的连续报道。这期间，凡有关教育新闻的采访报道均由我这个借调来的通讯员承担，责任重大。

也记得北京春节禁放烟花爆竹的第一年，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报社更是对科教部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一是报道要及时，大年初一必须见报。二是报道面要广要深。所以，除夕之夜科教部全体出动，深入街头巷尾现场采访，加上各区教育局的通讯员共11个人，在除夕之夜开展了一次“零点特别行动”，采访了50多个单位、家庭和个人。那年的除夕和正月初一，我都是在报社度过的。为了保证采访到位有质量，事先我拟好了采访提纲，发给通讯员作参考，晩报二版头条也为我们预留出了版面。虽然有经验丰富的记者和通讯员分头采访，提供大批素材，但最终还要由我负责筛选、统稿。我不仅要边接电话记录每人的采访信息，还要在很短时间里完成2000字的新闻稿，确保不耽误出报时间。还得给版面编辑留出版面制作时间，12点前必须把排好的版交总编室审核通过后送印刷车间排版开印。一环扣一环，哪一环都不得出现差错，精神必须高度集中。

当时《北京晚报》发行量达100多万份，你写的文章哪怕是豆腐块大小，只要一见报，瞬间就能家喻户晓，多么有刺激的工作呀，我喜欢！

临近中午，我的稿子终于写完。来不及誊写清楚，科教部主任黄天祥就拿去审核批改了，然后交版面编辑严成排版，再交印刷车间打出小样交总编室审核……终于顺利通过时，我才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黄天祥主任说：别走了，食堂特意为加班的同志包了饺子。我说，我得走，一大家子都等着我过年呢！

近三十年前的事了，回忆起来还是那么清晰，那么亲切。那一段短暂的经历已成为我人生履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让我提高了写作水平，更让我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为我日后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奠定了结实基础。而也正因为这一段经历，我跟《北京晚报》记者成了老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连报社科教部记者聚会也常叫上我，他们把我当老“同事”、老朋友，虽然一起工作仅几个月。

退休后，我应邀在《重阳》会刊做编辑，十几年了，还一直和文字打交道。都说文字工作太辛苦且默默无闻，但我喜欢，我觉得这里面有无限乐趣，也许与在《北京晚报》的经历不无关系吧。

插图 王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