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袁照

一位朋友请我为他的新书写序，这位朋友交际广泛，独请我写序，我自然要认真对待。在旅途中，我很认真地阅读、很认真地思考、很认真地落笔，写完便发给他看；除了几句话需要微调，他都很满意。不过，他在落款处画了一道横杠，并注明：是不是随意了点？他可能觉得在旅途中“草就”该文，还昭告天下，显得不大郑重。我突然来了“灵感”，何不署上“修竹清风斋”？于是，我把落款处的“于旅途中”改成了“于修竹清风斋”。

“修竹清风”可是有来历的。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帝第三次南巡，驻跸苏州织造署。看到织造署修葺一新，康熙帝十分开心，随即题写“修竹清风”四字，制成匾额高悬。岁月流逝，那块匾额早已不见，但史书上的记载一直存在。

“修竹清风”，体现的是清雅而高洁的境界，何不以此作为我的书斋名？再说了，我在苏州织造署的西花园（现为苏州市第十中学）学习、工作了二十年，与之朝夕相处，和这里有感情。

文人的书斋名是有讲究的。苏州的曲园里有一个“春在堂”，那是清代文学家俞樾的书斋。道光三十年（1850），俞樾参加“保和殿复试”，他的文章写得好，应试诗也写得好，阅卷官曾国藩极力推荐，即评他为第一。事后，俞樾取应试诗首句“花落春仍在”的“春在”二字作为书斋名，其著作集总称《春在堂全书》。

刘禹锡的书斋名叫“陋室”，为什么取这个名字？《陋室铭》说得很明白：“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归有光的书斋名叫“项脊轩”，他的散文《项脊轩志》即以书斋名为题。王维晚年隐居蓝田辋川，“竹里馆”既是他的居室，也是他的书斋，王维以此为题写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这几个文人书斋，皆由书斋名为题的作品，青史留名。其实，以书斋名明志言情、以书斋名寄寓往事，以书斋名揭示处境等，是文人独特的表达方式——陶渊明的书斋“归去来馆”，欧阳修的书斋“非非堂”，唐寅的书斋“梦墨堂”，刘鹗的书斋“抱残守缺斋”，概莫能外。

我等凡人，当然不能与这些大家相比，但也应该有自己的追求；谢冕先生说“把日子过成诗”，寻常的每一天，都要使之成为人生的诗行。读书人还是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的，为安放这张书桌的房间取个自己喜欢的名字，不亦乐乎？

今日之世界，早已不是千年前之世界，也不是百年前之世界，甚至不是十年前之世界。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现在，读书与行路的方式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在书房里安安静静读书，并不是每天每时每刻都能实现的——人生无常、工作无尽、行踪无定，到底怎么读书？在哪里读书？还有怎么写作？在哪里写作？都成了问题。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西花园教书、读书、写作；到后来，我变成教育事业的“行者”，坐飞机、坐火车、坐汽车，每天都匆匆忙忙。能把宝贵的时间在旅途中白白消磨掉吗？打盹、发呆，可以有，但不能一直这样。旅途就是我读书、写作的时间，旅途中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我的书房。

走在路上，我与“修竹清风”相遇，这是我的幸运；走在路上，纵使天昏地暗，可我心里有“修竹清风”，眼前所见不都是“修竹清风”吗？以这样的心态面对每一天，哪怕碰到不开心的事，又有什么过不去的？于是，我欣然为自己的“旅途”命名——“修竹清风”——凡是在旅途中写就的文字，地点都是“修竹清风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