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与制度：明清闽粤滨海社会秩序》 杨培娜 著 社科文献出版社·九色鹿

杨培娜

传统中国王朝国家是一个以农耕定居人群为基本统治对象的政权，这决定了历代王朝、士大夫的历史书写多是以陆地、王朝为中心，以传统农业社会为中心的叙事代替了整个中国历史多元一体的发展轨迹。在这种历史认识和书写模式下，海洋进入史学视野，是作为陆地王朝国家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渠道而出现的。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由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引入的区域史、整体史及历史人类学视野的影响，我们在观察海洋活动和沿海地方社会时开始注重从当地人的角度出发，在陆海互动中围绕各色海洋人群的日常生计展开思考，探析社会秩序的形成与变迁。

闽粤滨海地区靠山面海，滨海人群的生计方式呈现出多样组合的状态

依托滨海自然环境，获取鱼盐之利是他们的基本生计来源。但一方面单靠鱼盐不足以满足生存之需，另一方面因获取鱼盐资源有地域限制，内陆人群对这两类资源有持续需求，所以鱼盐的商品属性明显，渔民、盐民与商业交换存在天然的纽带。开放的海洋与漂泊不定的船只赋予了滨海人群高度的流动性，从事沿岸各地间的货物运输、贸易是滨海人群的另一重要生计模式。对滨海人群来说，捕鱼、制盐、运输、经商、归附从戎、入海为盗均是可能的生计方式选择，并且这些选择不是非此即彼，兼业乃是常态。

从王朝国家角度来看，滨海地域及人群具有双重意味

一方面，在传统社会的技术条件下，辽阔的海洋几乎是法外之地的同义语，沿海治安好坏是关系王朝统治稳固与否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鱼盐等独特的海洋物产以及海运、商贸潜力对王朝资源调拨体系的运转至关重要，海上贡道还关系到朝贡体系、天朝礼治秩序的构建。

闽粤滨海地区虽早在秦汉时期已被纳入疆域版图，但朝廷往往只能管理若干重要城市或交通线，更广阔的区域并不在其实际掌控之下。宋元以来，海洋利源在王朝财政中所占比例日益加重，国家越发重视对滨海人群的管理和资源汲取。王朝国家与滨海生民打交道的形式多种多样，最重要的是通过户籍系统进行身份认定、人员控制，这也是每个王朝确立统治秩序的基础。而王朝建立秩序的操作及在此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恰好能透露出滨海社会原本的自主性运作。

传统王朝国家种种管理制度，多是针对定居农耕人群而设，明朝初年户籍赋役体制“画地为牢”的特点尤为明显，显然与滨海社会内在组织、运作逻辑方枘圆凿，其结果就是王朝国家对海洋的管理无法有效落地、长期维持。

国家秩序正是通过各种在地力量的能动性表达出来的

因应于自然环境、生计方式（技术约束）、人群组织与交往关系，王朝之制与民间之俗乃至观念共同构成的社会秩序不断更新再造，这个过程既改变着王朝制度，也改变着民间自发、自主秩序。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选择“生计（方式）”和“制度（演变）”作为关键词来搭建自己认识明清闽粤滨海地区社会变迁的框架。本书从明初在沿海地区设置的一系列人户和资源管理制度及机构（州县、卫所、盐场、河泊所）切入，尝试分析面对沿海多元的生计方式和社会组织，明清两朝统治秩序在闽粤沿海地区的确立及其后续演变过程。

洪武初年，闽粤沿海尽入明王朝版图，卫所军队作为王朝征伐和巩固政权的核心力量，协同州县官员搭建并维持起滨海社会的准军事化运转。一个个高大坚固的卫所城堡沿海岸线梯级而下，挤占进滨海村落之中，划出军、民、盗的界限。在明王朝“朝贡+海禁”海洋政策的大框架下，滨海地域大船不能私出海，小船归入河泊所办纳渔课。沿海卫所系统负担着海防的责任，但也因此有了进入海上贸易网络的天然优势。闽粤沿海卫所驻防地逐渐形成了以卫所城池为中心的社会网络，可以为各种身份的人群提供土地、市场、功名等资源。卫所城池从军营逐渐转变为堡垒式居民聚落，成为地方市场、文化的中心。

社会转型在潜移默化发生着

在科举和财富的交相作用下培育起来的士绅阶层热衷于重写乡志国史，表达自己，也表述国家，重述历史传统以解释现实行为的合理性。这种重要变化不仅仅出现在所谓的精英阶层，滨海社会秩序也在民间之俗与王朝之制动态平衡的过程中得以更新再造。所谓“海滨邹鲁”，大概可视为闽粤滨海地区政治疏离状态在行动和思想层面日渐消解的直接表现，社会整体转型在这个场景里潜移默化发生着。

清代开海之后，商业资本的活动可达到更广阔的领域。王赓武曾对华商的活动有如许判断：他们有能够在不同制度下灵活做生意的本事。这会否也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沉淀在日常生活秩序里自然习得的知识？

（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海洋渔政与海疆社会治理研究”）